文|刘远举
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
自动驾驶,酝酿多年,终于进入加速落地阶段。百度在武汉投放的无人驾驶出租车——萝卜快跑,在获得消费者欢迎的同时,也收获了出租车、网约车司机的抗议。
在网约车、外卖、快递,成了中年人就业“铁人三项”的当下,有了无人车,失业的中年人,以后可能连滴滴都跑不了。
争议由此产生,无人车要不要发展,替代下的人,又该怎么办?有些参与争论者,言辞还颇为激烈。
武汉市交通运输局的数据,武汉有出租车1.67万辆,日均运营网约车2.94万辆,共计4.6万辆。萝卜快跑在武汉投放400多辆无人驾驶汽车,无人车总体比例在1%左右,数据上产生的冲击远不如心理上的。
出租车、网约车司机感受到的压力,可能源于网约车的快速增长。今年来,多地发布网约车行业风险预警。截至今年5月底,全国发放的网约车驾驶员证,达到了703.3万本,14个月时间,有180万人进入网约车这个行业,增幅达到了34.5%。所以,武汉的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感受到的压力,在于行业本身的变化,无人车是心理上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尽管,武汉萝卜快跑无人车,挤压出租车、网约车这个具体问题,可能是一个伪问题。但时代的确提出了人工智能替代人力的真问题。无人车替代出租车现在不成立,不等于将来不成立。将来,无人车替代出租车、网约车、货车司机、油罐车,以及更多的AI替代更多的岗位,都是一定会发生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此次1%比例的无人车,就掀起了如此大的舆论讨论的原因。
那么,这个时代性的问题,到底该如何回答?AI会抢人的岗位吗?又该如何解决?笔者倒有几点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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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1
《人类简史》的作者尤瓦尔·赫拉利认为,未来可能99%的人类都会被人工智能、基因技术取代,成为“无用阶级”(useless class),只有1%能成为“智神”(homo deus)。
但笔者认为,人永远是有用的,因为人有对人的需求,人的一些很重要的需求,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。
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模型,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: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社交需要、尊重需要、自我实现需求。其中,后面三项需求,都需要人,才能实现。所以,制造业可以取代人的劳力,AI可以取代了人的脑力,但人仍然是不可取代的。
哪怕机器制造再精密,奢侈品包也要手工缝制;哪怕原子钟计时可以传输到苹果表上,但劳力士仍然很贵;未来性爱机器人和AI女朋友温柔体贴,但人类生命的真实性,以及这之上的人性、尊严、法律地位,仍将是稀缺的。
购买一个黑灯工厂生产出来的智能手机,消费者关注的是产品本身,至于是不是人制造出来的并不重要。一个手工缝制的包包,虽然购买者和制造者互不相见,永不认识,但这个交易的本质,是购买人的劳动,以及附加在人劳动之上的品牌附加值,而不是购买某个具体形态的产品。产品只是附属,而人才是本质。这种交易本质,更多地会指向服务业,而且,是传统服务业。奢侈品的价值,更多的是策划、营销、市场、艺术、广告,这些服务业创造出来的,而不是缝纫机本身。
实际上,制造业的发展,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趋势,就是用机器替代人。AI不过是把这个趋势的深度和广度扩展得更大了,但本质上并无不同。依靠“人需要人”这个机制,需求、供给等经济活动都会在市场中自发地调整出一个新的形态,那就是服务业的扩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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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2
中等收入国家,高收入国家有一个特征,那就是鲍莫尔病。这是美国的经济学家鲍莫尔(Baumol)在1967年提出的一个概念。
他将经济活动分为两个主要部门:
一个是具有创新、规模效应,技术进步影响大,人均产出增加快,生产率增长快的“进步部门”,一般指制造业。
另一个是创新少,技术影响弱,缺乏规模效应,生产率增加慢的“停滞部门”,一般指服务业,包括教育、市政服务、表演艺术、餐饮、娱乐休闲等。
首先,随着技术、经济的发展,“进步部门”的生产率会不断提高,带动工资上涨。与此同时,停滞部门的生产率没有提升。比如,100年间,汽车生产行业,从手工生产飞跃到了全自动生产线,以前需要90个人,现在只需要5个人。但做一顿容纳100人的晚宴,100年前需要10个厨师,如今也还是10个厨师。100年前需要100个理发师,如今也还是100个理发师。
其次,这就意味着,停滞部门单位产品的成本就会不断上升。于是,厨师行业,虽然没有提升生产率,但工资也会上涨。而且,某种程度上,因为没有自动化、AI的竞争,反而涨得更快。
第三步,停滞部门的产品需求,没有价格弹性,甚至很多时候,需求弹性大于1。简单地说,随着经济的发展,工资增加,人们对外出吃饭、按摩、看表演的需求就会增加。对厨师的要求增加了,对发型的要求变多了。比如,中国餐饮和美发行业的市场容量,远大于上世纪60年代。
第四步,需求更多,工资增加,那么,就会有劳动力不断流入停滞部门。于是,更多的劳动力就会从汽车制造行业,流向厨师、按摩这些低生产率的行业。换言之,就是不断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。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,更愿意去送外卖。
实际上,整个鲍莫尔病,可以看作机器替代人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,并没有出现无用阶层,而是出现了新的需求,新的岗位。我们看到了“对人的需求的兴起”。人类“对产品的需求”转向“对人的需求”。同样的,AI替代脑力,依靠“对人的需求”机制,经济也自会调整出一个新的形态。
服务业的消费是高度弹性的,打个比方,人可以听戏班唱戏,可以买CD听歌,也可以手机上听相声、看视频、听歌,还可以去现场去看脱口秀、相声,看演唱会。这是同一个需求演化出来的完全不同的技术经济供应形态。这里面就有“对人的需求”的机制在发挥作用。机器并没有取代酒吧的驻场歌手、明星的演唱会,同时,创造出了KTV等新形态,后者“对人的需求”更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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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3
国家层面,鲍莫尔病会使得劳动力不断从进步部门向停滞部门转移,整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减缓,所以,才被称为鲍莫尔病。
鲍莫尔病在发达国家都出现过,具体表现就是服务业工资很高,水管工、维修工、服务员、厨师的工资一直上涨。随着中国经济发展,第三产业占比增加,制造业劳动人口不断向服务业转移,与之相伴的则是宏观经济GDP增长率的下降。
但与此同时,鲍莫尔病,一定程度上,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,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,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。研究表明,服务业中有些岗位通过数字化发展,缓解了发展过程中的成本病,推动服务业生产率提升。而那些生产率进步不大的细分岗位,往往都是技术含量低的、劳动密集型的岗位,这往往意味着就业范围的扩大,技能不那么高的人也能找到工作。服务业的需求增加,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人有了工作,而且工资长期维持上涨趋势。这些人,才能形成对高科技行业的消费,反过来促进创新。100年前的厨师无法负担汽车,但今天,一个水管工都能买得起汽车、电脑。这才能促进这些行业的发展。
中国的制造业是面向全球的,所以,可以维持一个更高的制造业比例。但随着内循环的加深,则需要更多的服务业,才能顺应制造业的智能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,适应他们不断提高生产力,减少人力的发展特征。
经济的发展,科技创新,不仅要制造,还需要销售;不仅要供给,还得有需求,这样才能循环。这也是共同富裕对经济增长、科技创新的促进机制,如果消费者连无人车都坐不起,只愿意坐公交车,那么,无人车的创新也难以为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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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4
岗位的消失的另一面,是财富的集中,所以,赫拉利说只有1%能成为“智神”(homo deus)。用神这个词,也包含了财富集中的涵义。
创新者获得的巨大的财富,如何回馈社会?重税?募捐?创新者能收获巨大的财富是因为创新具有不确定性。创新者的预期收益虽然巨大,但只有乘以一个小概率后,收益为正或仍然较大,才会有创新动机。如果这个预期被科以重税,预期收益就会变小,创新动机就会消失。所以,简单地说,重税会抑制创新。至于募捐,这要求一个更高的道德水平,短期不可能成为主要方式。
财富的扩散,需要一个载体。服务业可以起到财富调节的作用。服务业,特别是传统服务业,通常是由富裕群体购买低收入群体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,这就能实现财富从富裕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。这种转移体现了服务业天然具有的调节收入分配作用。
比如旅游业,是一种典型的传统服务业,往往被贫困地区视为一种富民产业。参与旅游业,低收入群体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,缩小收入差距,促进共同富裕。
和税收不同,那些高附加值的服务业,可以让高收入者心甘情愿地掏钱。由此产生的效用,足以激励他们更努力地去创新。
所以,中国人口学历结构下,实现14亿人整体迈入现代化,既促进AI等科技创新提升生产率,又同时解决由此产生的低技能、低学历人口的就业问题,创造条件、大力发展服务业必不可少。只有依靠服务业的包容性增长,将就业置于优先位置,吸收大量人口就业,才能弥合技术快速发展中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,促进社会公平与创新红利分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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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5
实际上,近期我们也能很明显地看到,发展服务业的政策趋势。
近日,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同意在沈阳等6个城市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批复》,国务院同意自即日起,在沈阳市、南京市、杭州市、武汉市、广州市、成都市等6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暂时调整实施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、《旅行社条例》、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、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、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(负面清单)(2021年版)》的有关规定。这些放宽服务业管制得措施,能促进相关产业发展,促进相关消费,吸纳更多就业。
发展服务业,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,近期的一系列免签政策,很好地衔接了这两个市场。
2024年1月1日至5月31日,全国口岸累计入境外国人1200.9万人次,其中免签入境701.4万人次,日均7.9万人次,较2023年同比增长1.9倍。
入境旅游属于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出口,主要是由劳动力组成的服务业,本国增加值占比远大于制造业。比如给外国人做一顿饭,表演一个节目,一个纯手工的特色工艺品,都几乎100%由国内创造,收入由当地人获得。简单地说,入境游游客吃一顿饭,花300元,可能相当于出口3000元。“从对人的需求”的角度上看,旅游业也是一个“对人的需求”的行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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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6
顺着这个思路,解决武汉无人车的挑战,仍然是从服务业中去找解决办法。传统服务业对就业的容纳能力是非常大的,而中国有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。
这意味着,我们不能仅仅从出租车行业、交通行业去寻找解决办法,而应该从整个社会、整个市场中去寻求解决办法。仅仅在创新者和被替代者两者之间来寻找方法,去解决创新导致的失业问题,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
这里可以提出一个很简单的办法:随着无人车的铺开,凡是以前开出租车的司机,或者以开网约车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司机——这些证明都很好找,可以免费获得一个在武汉各大闹市区、CBD、地铁口摆摊的资格。
很多人会说,无人车创新,对社会的利益是整体的,长期的,但对司机的损害是个体的、短期的。但这个方案,这几乎就是一个立竿见影的补偿办法。
根据相关数据,武汉有出租车16747辆, 就算下岗1万个出租车司机,以武汉1377万的人口体量,在繁华街头、CBD、地铁站门口,消化这1万小贩轻而易举。上班的时候,很多白领都有吃早餐难的问题,地铁不准吃,下了地铁到了CBD没地方买。下班的时候,出了地铁,很多人想买点吃的,或者看到一个什么小玩意。
实际上,大城市和摆摊并不矛盾,纽约时代广场也有很多小贩。中国市民普遍对小摊小贩是同情的,只要总量控制好,即便最繁华的街头的小贩,也并不妨碍秩序,反而能带来方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