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｜刘远举
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
自动驾驶，酝酿多年，终于进入加速落地阶段。百度在武汉投放的无人驾驶出租车——萝卜快跑，在获得消费者欢迎的同时，也收获了出租车、网约车司机的抗议。
在网约车、外卖、快递，成了中年人就业“铁人三项”的当下，有了无人车，失业的中年人，以后可能连滴滴都跑不了。
争议由此产生，无人车要不要发展，替代下的人，又该怎么办？有些参与争论者，言辞还颇为激烈。
武汉市交通运输局的数据，武汉有出租车1.67万辆，日均运营网约车2.94万辆，共计4.6万辆。萝卜快跑在武汉投放400多辆无人驾驶汽车，无人车总体比例在1%左右，数据上产生的冲击远不如心理上的。
出租车、网约车司机感受到的压力，可能源于网约车的快速增长。今年来，多地发布网约车行业风险预警。截至今年5月底，全国发放的网约车驾驶员证，达到了703.3万本，14个月时间，有180万人进入网约车这个行业，增幅达到了34.5%。所以，武汉的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感受到的压力，在于行业本身的变化，无人车是心理上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尽管，武汉萝卜快跑无人车，挤压出租车、网约车这个具体问题，可能是一个伪问题。但时代的确提出了人工智能替代人力的真问题。无人车替代出租车现在不成立，不等于将来不成立。将来，无人车替代出租车、网约车、货车司机、油罐车，以及更多的AI替代更多的岗位，都是一定会发生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此次1%比例的无人车，就掀起了如此大的舆论讨论的原因。
那么，这个时代性的问题，到底该如何回答？AI会抢人的岗位吗？又该如何解决？笔者倒有几点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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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1
《人类简史》的作者尤瓦尔·赫拉利认为，未来可能99%的人类都会被人工智能、基因技术取代，成为“无用阶级”（useless class），只有1%能成为“智神”（homo deus）。
但笔者认为，人永远是有用的，因为人有对人的需求，人的一些很重要的需求，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。
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模型，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：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社交需要、尊重需要、自我实现需求。其中，后面三项需求，都需要人，才能实现。所以，制造业可以取代人的劳力，AI可以取代了人的脑力，但人仍然是不可取代的。
哪怕机器制造再精密，奢侈品包也要手工缝制；哪怕原子钟计时可以传输到苹果表上，但劳力士仍然很贵；未来性爱机器人和AI女朋友温柔体贴，但人类生命的真实性，以及这之上的人性、尊严、法律地位，仍将是稀缺的。
购买一个黑灯工厂生产出来的智能手机，消费者关注的是产品本身，至于是不是人制造出来的并不重要。一个手工缝制的包包，虽然购买者和制造者互不相见，永不认识，但这个交易的本质，是购买人的劳动，以及附加在人劳动之上的品牌附加值，而不是购买某个具体形态的产品。产品只是附属，而人才是本质。这种交易本质，更多地会指向服务业，而且，是传统服务业。奢侈品的价值，更多的是策划、营销、市场、艺术、广告，这些服务业创造出来的，而不是缝纫机本身。
实际上，制造业的发展，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趋势，就是用机器替代人。AI不过是把这个趋势的深度和广度扩展得更大了，但本质上并无不同。依靠“人需要人”这个机制，需求、供给等经济活动都会在市场中自发地调整出一个新的形态，那就是服务业的扩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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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2
中等收入国家，高收入国家有一个特征，那就是鲍莫尔病。这是美国的经济学家鲍莫尔（Baumol）在1967年提出的一个概念。
他将经济活动分为两个主要部门：
一个是具有创新、规模效应，技术进步影响大，人均产出增加快，生产率增长快的“进步部门”，一般指制造业。
另一个是创新少，技术影响弱，缺乏规模效应，生产率增加慢的“停滞部门”，一般指服务业，包括教育、市政服务、表演艺术、餐饮、娱乐休闲等。
首先，随着技术、经济的发展，“进步部门”的生产率会不断提高，带动工资上涨。与此同时，停滞部门的生产率没有提升。比如，100年间，汽车生产行业，从手工生产飞跃到了全自动生产线，以前需要90个人，现在只需要5个人。但做一顿容纳100人的晚宴，100年前需要10个厨师，如今也还是10个厨师。100年前需要100个理发师，如今也还是100个理发师。
其次，这就意味着，停滞部门单位产品的成本就会不断上升。于是，厨师行业，虽然没有提升生产率，但工资也会上涨。而且，某种程度上，因为没有自动化、AI的竞争，反而涨得更快。
第三步，停滞部门的产品需求，没有价格弹性，甚至很多时候，需求弹性大于1。简单地说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工资增加，人们对外出吃饭、按摩、看表演的需求就会增加。对厨师的要求增加了，对发型的要求变多了。比如，中国餐饮和美发行业的市场容量，远大于上世纪60年代。
第四步，需求更多，工资增加，那么，就会有劳动力不断流入停滞部门。于是，更多的劳动力就会从汽车制造行业，流向厨师、按摩这些低生产率的行业。换言之，就是不断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。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，更愿意去送外卖。
实际上，整个鲍莫尔病，可以看作机器替代人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并没有出现无用阶层，而是出现了新的需求，新的岗位。我们看到了“对人的需求的兴起”。人类“对产品的需求”转向“对人的需求”。同样的，AI替代脑力，依靠“对人的需求”机制，经济也自会调整出一个新的形态。
服务业的消费是高度弹性的，打个比方，人可以听戏班唱戏，可以买CD听歌，也可以手机上听相声、看视频、听歌，还可以去现场去看脱口秀、相声，看演唱会。这是同一个需求演化出来的完全不同的技术经济供应形态。这里面就有“对人的需求”的机制在发挥作用。机器并没有取代酒吧的驻场歌手、明星的演唱会，同时，创造出了KTV等新形态，后者“对人的需求”更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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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3
国家层面，鲍莫尔病会使得劳动力不断从进步部门向停滞部门转移，整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减缓，所以，才被称为鲍莫尔病。
鲍莫尔病在发达国家都出现过，具体表现就是服务业工资很高，水管工、维修工、服务员、厨师的工资一直上涨。随着中国经济发展，第三产业占比增加，制造业劳动人口不断向服务业转移，与之相伴的则是宏观经济GDP增长率的下降。
但与此同时，鲍莫尔病，一定程度上，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，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，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。研究表明，服务业中有些岗位通过数字化发展，缓解了发展过程中的成本病，推动服务业生产率提升。而那些生产率进步不大的细分岗位，往往都是技术含量低的、劳动密集型的岗位，这往往意味着就业范围的扩大，技能不那么高的人也能找到工作。服务业的需求增加，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人有了工作，而且工资长期维持上涨趋势。这些人，才能形成对高科技行业的消费，反过来促进创新。100年前的厨师无法负担汽车，但今天，一个水管工都能买得起汽车、电脑。这才能促进这些行业的发展。
中国的制造业是面向全球的，所以，可以维持一个更高的制造业比例。但随着内循环的加深，则需要更多的服务业，才能顺应制造业的智能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，适应他们不断提高生产力，减少人力的发展特征。
经济的发展，科技创新，不仅要制造，还需要销售；不仅要供给，还得有需求，这样才能循环。这也是共同富裕对经济增长、科技创新的促进机制，如果消费者连无人车都坐不起，只愿意坐公交车，那么，无人车的创新也难以为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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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4
岗位的消失的另一面，是财富的集中，所以，赫拉利说只有1%能成为“智神”（homo deus）。用神这个词，也包含了财富集中的涵义。
创新者获得的巨大的财富，如何回馈社会？重税？募捐？创新者能收获巨大的财富是因为创新具有不确定性。创新者的预期收益虽然巨大，但只有乘以一个小概率后，收益为正或仍然较大，才会有创新动机。如果这个预期被科以重税，预期收益就会变小，创新动机就会消失。所以，简单地说，重税会抑制创新。至于募捐，这要求一个更高的道德水平，短期不可能成为主要方式。
财富的扩散，需要一个载体。服务业可以起到财富调节的作用。服务业，特别是传统服务业，通常是由富裕群体购买低收入群体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，这就能实现财富从富裕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。这种转移体现了服务业天然具有的调节收入分配作用。
比如旅游业，是一种典型的传统服务业，往往被贫困地区视为一种富民产业。参与旅游业，低收入群体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，缩小收入差距，促进共同富裕。
和税收不同，那些高附加值的服务业，可以让高收入者心甘情愿地掏钱。由此产生的效用，足以激励他们更努力地去创新。
所以，中国人口学历结构下，实现14亿人整体迈入现代化，既促进AI等科技创新提升生产率，又同时解决由此产生的低技能、低学历人口的就业问题，创造条件、大力发展服务业必不可少。只有依靠服务业的包容性增长，将就业置于优先位置，吸收大量人口就业，才能弥合技术快速发展中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，促进社会公平与创新红利分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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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5
实际上，近期我们也能很明显地看到，发展服务业的政策趋势。
近日，按照《国务院关于同意在沈阳等6个城市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批复》，国务院同意自即日起，在沈阳市、南京市、杭州市、武汉市、广州市、成都市等6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暂时调整实施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、《旅行社条例》、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、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、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(负面清单)(2021年版)》的有关规定。这些放宽服务业管制得措施，能促进相关产业发展，促进相关消费，吸纳更多就业。
发展服务业，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，近期的一系列免签政策，很好地衔接了这两个市场。
2024年1月1日至5月31日，全国口岸累计入境外国人1200.9万人次，其中免签入境701.4万人次，日均7.9万人次，较2023年同比增长1.9倍。
入境旅游属于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出口，主要是由劳动力组成的服务业，本国增加值占比远大于制造业。比如给外国人做一顿饭，表演一个节目，一个纯手工的特色工艺品，都几乎100%由国内创造，收入由当地人获得。简单地说，入境游游客吃一顿饭，花300元，可能相当于出口3000元。“从对人的需求”的角度上看，旅游业也是一个“对人的需求”的行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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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6
顺着这个思路，解决武汉无人车的挑战，仍然是从服务业中去找解决办法。传统服务业对就业的容纳能力是非常大的，而中国有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。
这意味着，我们不能仅仅从出租车行业、交通行业去寻找解决办法，而应该从整个社会、整个市场中去寻求解决办法。仅仅在创新者和被替代者两者之间来寻找方法，去解决创新导致的失业问题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
这里可以提出一个很简单的办法：随着无人车的铺开，凡是以前开出租车的司机，或者以开网约车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司机——这些证明都很好找，可以免费获得一个在武汉各大闹市区、CBD、地铁口摆摊的资格。
很多人会说，无人车创新，对社会的利益是整体的，长期的，但对司机的损害是个体的、短期的。但这个方案，这几乎就是一个立竿见影的补偿办法。
根据相关数据，武汉有出租车16747辆， 就算下岗1万个出租车司机，以武汉1377万的人口体量，在繁华街头、CBD、地铁站门口，消化这1万小贩轻而易举。上班的时候，很多白领都有吃早餐难的问题，地铁不准吃，下了地铁到了CBD没地方买。下班的时候，出了地铁，很多人想买点吃的，或者看到一个什么小玩意。
实际上，大城市和摆摊并不矛盾，纽约时代广场也有很多小贩。中国市民普遍对小摊小贩是同情的，只要总量控制好，即便最繁华的街头的小贩，也并不妨碍秩序，反而能带来方便。
